2013年6月13日星期四

我城三味︰《金妹》《一路走來》的《美好生活》

作者:譚以諾

本年度「影意志」策展的「香港獨立電影節」,籌劃了「華人民間電影集資計劃短片放映」,當中有三部重慶短片和三部香港短片。這計劃旨在民間集資,導演以第一身向觀眾講述拍攝意念,並向觀眾籌集資金,使觀眾成為聯合製片人,以小本形式製作短片。到底這計劃會否加深導演和觀賞的互動?導演一次又一次向觀眾講解意念,又會否使他們在拍攝前理清自己拍攝的路向呢?而這模式,又能否持續不斷的運作下去呢?這些問題都是未知之數,有待觀察。然而,至少,這計劃出產了三部短片──林森的《一路走來》、陳浩倫的《美好生活》、盧鎮業的《金妹》──正是本文要去討論的對象。

盧鎮業前作《那年.春夏之後》(2010)和《那年春夏‧之後》(2011)甚獲好評,紀錄了近年的香港抗爭運動。這次在《金妹》中,盧鎮業一如以往,對影像極為敏銳,從片的鏡頭角度、距離、畫面分割和燈光就可看出。這部短片場景甚少,只有旺角街頭、咖啡店和店的「後欄」,而主要場景是在「後欄」。本來潮濕暗黑的環境,導演調得幽藍而乾淨。觀眾或可質疑,以如此乾淨的影像來再現惡劣的工作是否合適,然而這樣「乾淨」表明導演在影像上有過細心的思考,在主題上也不願把洗碗的金妹拍成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反倒想要呈現出低下勞動階層的生命力。

導演不只想要表現出勞動階層在香港被壓榨的情況,而是先把金妹還原為一個人,這樣作本身已經是對資本主義邏輯的反抗。他沒有要在金妹的口中得到苦與極苦之類的陳腐台詞,並用之來震撼觀賞,而是拍出金妹的那份日常,例如保留了金妹在答話中突然轉述耳機賽馬結果的片段,那種彷如閒話家常的自然,正正使金妹變得更立體。這短短15分鐘的短片極為成熟,延續以往對社會思考之餘,不把自己困在不斷抗爭的騷動空間,反而回到日常,在日常看見那沒有肢體衝擊的衝突。單就這片就可以說,盧鎮業肯定是位極為令人期待的導演。

陳浩倫《美好生活》也是拍勞動階層,不過不是洗碗阿姐,也不是紀錄片,而是關於印尼傭工的劇情片。阿Yan為了能快點來港,接受低賺的薪金,並要把頭七個月的薪金貢獻給中介公司。陳浩倫在影像上沒有盧鎮業那般講究,但主題上並不輸於《金妹》。印尼傭工的故事,對香港人來說,介乎於日常與非日常之間。日常,是因為我城居民多有傭工,對他們有基本的認知和理解;非日常,是因為我城居民往往對他們如何來港,為何來港,家鄉狀況和工作以外的生活,多無認知,也沒有動力去認知。香港電影寫實地關注外藉傭工的影片不多,這片在風格和主題上,都讓人想起郭臻《媽媽離家上班去》(2009)。郭片談的是菲律賓傭人,年老而無奈;陳片拍的是印尼傭工,年輕而結局也較光亮。片中雖然涉及外藉傭工在港工作的黑暗面,如中介公司抽佣甚重,如為了能快來香港而必須接受很低的工資和不合法的待遇,但導演還是讓電影留了道亮光,拍出印尼傭工社群間的連繫與守望相助,因而年年七一他們都有工會上街示威。而這,正正是電影的日常之外。正當香港一般家庭都只把傭工當作單純的勞動力看待,陳浩倫就訴說這單純勞動力的另外一面,她的想法,她的社交圈,她的工會與示威。這在在都是溢出日常的非日常。

影片到最後,竟然來一記神來之筆︰鏡頭拍著主角阿Yan唱著《梭羅河畔》(Bengawan Solo)。這歌本是印尼民歌,1960年代傳來香港,成為香港的文化記憶,後來更成為王家衛在《阿飛正傳》用的配樂。王家衛在《阿飛正傳》中把這歌用得如此唯美,如此美妙,陳浩倫卻突顯這歌粗糙的質地,對東南亞的想像不一定是懷舊與唯美的,也更應該是在地與日常的,他們的生活,天天在我們眼底下發生。



最後是林森的《一路走來》,他拍的不是勞動階層,而是香港城中的「波希米亞」人。所謂「波希米亞」人,是指影片中一群搞音樂的同好,在城市空間中尋找自我的場地。他們想以音樂重奪城市空間,並相信人民應可自由使用城市空間。他們在大廈天台和社區空地舉行音樂會,以簡單的敲擊樂組成巡遊隊在城中擊打自己的音樂。這種以自我實踐重奪空間使用權的論述,可說是源自於德賽圖(Michel de Certeau)對「日常生活的實踐」的反思,也是城中過去數年多場城市空間之戰的主導思想。不少獨立電影都以影像思考這個問題,唯此片特別之處,是多了一層導演自述。

導演一開始時拍攝城市不同的反光面和光面上似有還無的人形,以影像思考人的主體是如何透過鏡像模糊地構成,有些影像是在地鐵拍攝,把他人的影像投射自身,另有些影像拍著銀行前的電子報板,以報板為鏡,以字數構成沒有形狀的自身。導演的自述也在反思自己如何活在城市的主題,與影像配合起來甚有力量,而導演的自述也透露出他自身在拍攝過程的思考與轉變。可以說這片不是單單的討論城市空間的片子,也同時是導演思考自身的過程,思考為何在城市失去能量而又在這群「波希米亞」人中找回能量的過程。

但是,這片之不足正正是導演的自述太過完滿,到影片最後幾乎把所有的疑惑都抹除掉,彷彿透過一場拍攝把所有問題都解答了,連敘述者自身的夢境也都有了恰如其份的意義。導演過於強調他要輸出的訊息,而失去了藝術者對自身藝術品和所拍攝對象應有的批判和反省的距離。例如在敲擊隊巡遊城市那段片段中,巡遊隊隨走隨敲,製造他們心目中的音樂。在街道上他們遇上了三名工人,工人正在搬弄路上的磚蓋,而巡遊隊就在一旁敲打歡呼,彷如打氣一般。那一刻,他們看起來像是一體,同一的,然而事實是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他們之間是斷裂的,是分開的,是兩體的。而其中斷裂的扭帶,正正是工人的勞動。導演沒能以影像思考和反省巡遊隊的音樂與工人勞動的關係,一同歡呼並不能就此跳過他們階層和勞動上的鴻溝。

反之,盧鎮業的《金妹》就把這種勞動與他人的關係展現出來。在大除夕的晚上,青年人在店舖中消費作樂,倒數新年來臨;而在「後欄」中只有金妹不停的洗、洗和洗。於是乎,勞動與消費之間的關係就明顯了,青年人店舖中的歡樂是建基於勞動階層看不見的勞苦上。盧鎮業在此沒有以誰去批判誰,也沒有急於把作樂的青年人否定掉,而是把整個結構都鋪展出來︰有消費,才有交易;有交易,才有洗碗的工作;有工作,才有金妹的勞動;有勞動,金妹才可以以勞動換取金錢;有了金錢,金妹才可以在城市過活。《金妹》沒有急於要控訴甚麼,只是把金妹的日常鋪陳出來,就足以叫有心人玩味反省。因而我說,這是成熟非常的作品。

原刊於電影評論學會

http://www.filmcritics.org.hk/node/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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